无人居住、使用的土地。
相反，正因为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，法院独立审判，就更加需要党的领导，加强向党委的请示报告制度。[34] 彭真：《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》，第213页。
[44] 彭真：《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》，第448页。党委和司法机关各有专职，不能互相代替，不应互相混淆。但是，对于党的领导与政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关系，理论中，一直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和曲折，实践中，有时候处理得好，有时候处理得不好，甚至会出现违背党的宗旨和宪法法律的做法。不少人认为，1982年宪法中的审判独立条款规定，相比于1954年宪法中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，只服从法律的规定，是一个退步，因此，要求修改1982年宪法，恢复1954年宪法的规定。[12] 参见周永坤：《论党委政法委之改革》，载《法学》2012年第5期。
[64]对此，彭真之子傅洋回忆说，彭真曾多次谈到，对于政法工作，我只管一万，不管万一。对这个问题，他也是从建国之初就开始进行明确的阐述。[30] 《彭真生平思想研究》编辑组编：《彭真生平思想研究》，第165页。
彭真不让用领导，就说协调。4、党委对极少数特殊案件的过问只限于政策指导和组织协调。这实在是一个重大而又现实的问题。[57]前述1979年由彭真参与组织起草的中央64号文件要求，对县级以上干部和知名人士等违法犯罪案件中，只有极少数特殊重大情况的必须向上级请示。
实践中，组织协调主要是通过党的政法委员会进行的。那时我只批过××儿子的一件事。
[5] 参见彭真：《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》，第420-421页。三是，极少数具有特殊重大情况的国家公职人员和知名人士违法犯罪案件。1979年，彭真领导制定了七部重要法律，其中，有三部涉及党的领导与法院等三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关系问题，即法院组织法、检察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。这样讲，还要不要受党的领导？还要不要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？公、检、法互相制约，也是一种干涉，不允许吗？工、青、妇对审判发表意见，也是影响，这都不行？甚至审判员个人都要独立，不受审判委员会、院长、庭长的领导，只能他一个人说了算，那怎么行呢？[83] 彭真提的这些意见，与他对1954年宪法中法院独立审判的阐述是一脉相承的。
1980年1月，在恢复和重建政法机关的基础上，中央决定成立政法委员会，由彭真担任书记，统一领导政法工作。检察院对法院的判决不同意，可以提出抗诉。到了1981年，彭真在领导宪法讨论的同时，又直接主持民事诉讼法的讨论和制定。[60] 彭真：《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》，第390页。
[22]为此，他专门举了正反两方面的例子：比如，如果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手软了，就是对人民的残酷，相反，如果把送一两盒烟的也统统作为行贿判刑，那要抓多少人啊？因此，政法队伍在政治上决不能含糊，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要坚持党性。3、没有党的领导，政法工作是会出乱子的。
[49] 彭真：《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》，第177页。但是，对于政法机关是不是或者能不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，在建国不久就产生了认识上的分歧，特别是在五十年代中期，这种分歧达到了尖锐冲突的地步。
[43] 彭真：《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》，第424页。[81]彭真还说到了公安、检察机关对法院的制约：公、检、法分工负责，互相配合，互相制约。[18] 彭真：《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》，第194页。他说：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在我国是消灭了，但还有残余，斗争是长期的。不久前，王汉斌在《南方周末》记者回忆设立中央政法委的初衷时，对彭真的态度有这样的阐述：原来彭真同志成立政法委的时候是没有办事机构的，就是一个协调机构，并不发号施令。针对这种情况，彭真在1952年6月24日的政法干部训练会议上，严厉批评了有些人以为法律是超阶级的现象。
[32]当时，正是社会治安形势比较严峻、刑事犯罪猖獗的时候，彭真联系实际，分析了形势和政策的关系。第三，政法机关处理的问题都是矛盾的刀刃上的，不能发生偏差。
但是，翻看相关史料，特别是翻看彭真对1954年宪法的解释，就会发现，情况根本不是这样。彭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，直接参与了1954年宪法的制定。
[61] 从上述彭真的历次讲话可以看出，按照他的观点，党委过问的案件主要限于以下几类：一是，一些重大的政治案件。彭真这方面的基本思想观点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的，今天看来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。
所以，司法工作也是一样，总要考虑、照顾当前的形势。那么，什么是政治的领导？党又如何对政法机关行实现政治领导呢？彭真认为，政治领导，实际就是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措施的领导。[77] 至此，彭真对1954年宪法中法院独立审判问题的阐述，可谓酣畅淋漓了。[71]彭真的这些论述表明，党委或党的政法委员会对政法机关的组织协调，宗旨就是，弄清案件事实和情节，妥善处理好事关重大的牵连性问题，为司法机关更好办案打下基础，而不是去干预办案，更不意味着可以要求公、检、法机关在案件办理的实体和程序上服从党委的意图，甚至用党委的意志代替或者干预法律。
[51]不到两个月后的9月1日，彭真在中央党校发表演讲时，又严厉批评了以党的领导为由怀着各种动机去干预办案的现象：什么人情，什么这个关系，那个关系，都不行，没有这一条，就没有社会主义法制，如果一个法院谁都可以指挥它，一个书记说这个人应该判死刑就判死刑，那个人应该抓起来就抓起来，那还行呀。使法院完全根据事实、按照法律判决。
政法委就是协调公检法的工作，彭真同志在政法委的时候，它起的是协调作用。但是，在建国之初新旧法统更替之际，否认法律的阶级性的观点还有一定市场。
[64] 彭真：《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》，第187页。 三、对两部宪法中独立审判条款的阐述 现在，政法机关的独立行使职权，特别是人民法院的审判独立是司法改革理论和实践中的热门话题。
[13] 彭真：《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》，第71页。他说：法院并不是绝对的独立，服从法律没有问题，但又要在很多方面受监督，除受检察机关的监督外，还有陪审员，审判员受陪审员监督，陪审员又受群众监督（判错了群众不答应）。政法机关坚持党的领导，但是，党如何成功地做到过问案件又不干涉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，这就是作为领导者的党急需回答的严峻问题了。[57] 彭真：《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》，第179页。
到了1990年3月5日，彭真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讲话时，就忧心忡忡地说：群众路线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，在政法工作中，我总感到，这些年群众路线削弱了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它就是从法律方面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，决不是什么‘以法抗党，‘向党闹独立性。
彭真在讲话的开头就说：形势决定任务、方针、政策，这是讲政治。[30]顾昂然在记录彭真1982年3月底的修宪活动时，有这样的片断：彭真说，无产阶级专政用了这么多年，有各种含义、解释，有发展，但最根本的还是列宁说的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策的领导。
[79]据此，党的领导当然也被排除在外。[20]如果政法机关不了解政治的全局，经济的全局，不从全局出发，孤立地办案子，就容易犯错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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